华中师范大学

报刊:《华中师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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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章开沅先生获得“吴玉章奖”颁奖词

    摘要:章开沅先生获得“吴玉章奖”颁奖词 “章开沅先生,中国近代史学界之泰山北斗。他善为人师,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桃李满天下;他勤于治史,勇于创新,在多个史学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将国外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土。先生不仅关注历史,还拷问‘史魂’,以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并在近古稀之年潜心南京大屠杀研究,维护历史尊严。先生治史六十余载,至今笔耕不辍,心系史学繁荣以及用史学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文明提升及至世界和平。‘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无疑是先生在史学研究道路上漫漫求索的最好写照。”

  • 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摘要: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1926年7月8日,章开沅先生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湖州。他治学心无旁骛,踏实严谨,学术造诣深厚,著作等身,在辛亥革命研究、张謇研究、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贝德士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等诸多学术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学术成果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肯定。他教书育人,颇有“师者之范”,对中国高等教育见解独到,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其中不乏领军人物。凭借在教学、科研、中西学术交流和社会服务等领域贡献卓著,先生先后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湖北省劳动模范”“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荆楚人物”“湖北荆楚社科名家”等荣誉称号。 庆幸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 童年的章开沅先生体弱多病,但梦想自己是一位剑侠,能够“人剑合一”,化为一道白光专打人间强霸。上中学以后,先生立即嘲笑自己过去的幼稚。他认为,文学家比较适合自己。1943年,当江津国立九中以“思想问题”将他开除时,先生倒很高兴,觉得自己成为高尔基的机会来了,梦想完成属于自己的人间三部曲。在那几年,先生曾经两次被学校开除,第二次是和军训教官发生激烈冲突。 先生说,从剑侠到文学家,他的梦想都来自于阅读,并因此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学时,先生最爱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如书名显示的那样,这套丛书相当于民国时流行的普及版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了天文、地理、哲学、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基础知识。 白天看完天文,夜里他和同学躺在坟头上寻找星座;看完古希腊和罗马历史,他们把斯巴达的精神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十个孩子依靠摔跤来排名次。因为有个孩子患小儿麻痹症,先生通常排第九,所以老来常常自嘲:“我早已就是老九。” 常年身处“乱世”,个人境遇曲折坎坷,但是先生庆幸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他形容自己彷佛能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淡化了穷苦,也远离了思亲和乡愁。精神世界几乎贯穿先生的一生,潜移默化地指引他的行动——加入青年远征军、从金陵大学辍学来到解放区中原大学受训。儿时“白光乍起恶敌人头落地”的“剑侠梦”并未消失,否则当中原大学校部拒绝他参加一线战斗部队反而要求他“参与新中国正规大学建设”时,他便不会流露沮丧。看着昔日战友赶上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被留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的先生,逐渐融入“一切服从组织分配”的生活。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先生后来相信,中原大学是因为看重他的理论功底才不让他上前线的。“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于是,他选择留在中原大学,从事以思想改造为主的干部培训工作,并最终进入新成立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历史系。 及至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中华大学和湖北教育学院合并成为华中师范学院时,先生还只是“中共党史”的实习教员。1954年开始为本科生上近代史课程以后,他正式进入中国近代史领域,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1981年,先生与林增平先生主编的120万字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面世。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综论性的煌煌巨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又被列入国家精品著作再版。此后,先生又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先后被译成韩文、英文、俄文三种文字出版)《辛亥革命大写真》(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等,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在主题与方法上的拓展,亦得到中外学界的积极回应。 20世纪80年代,先生是海内外学者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权威,还应邀赴海外讲学,着重介绍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就与新趋向,将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了国际。 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自九十年代初,先生投入到贝德士文献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艰苦研究,相继推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荣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曾两度荣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贝德士文献研究》等著作。这些论著有力抨击了日本右翼分子的谬论,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强有力地捍卫了历史的尊严,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先生关于南京大屠杀以及贝德士文献研究给予报道和评论。 除了著述,先生还广泛参加有关社会活动,发出正义的呼声,勇敢揭露南屠真相。2006年,在首届南京国际和平论坛上,他被授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 作为一位享誉国际的资深教育家,先生乐为人师,甘当“人梯”和铺路石子,为诸多后进铺就良好的学术道路。在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他培养了大批活跃于国内外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优秀人才。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执教以来,他注重言传身教,反对教条主义和照本宣科,力主与学生行平等交流,在培养学生广博基础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他严格要求学生脚踏实地做学问,不急功近利,不趋附世俗,以学术精品来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他还对毕业学生进行追踪关怀,给予学术研究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心。 近几年,先生一直关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教育不仅是世风的先导,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大学建设不能本末倒置,学校要把重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放在首位”“回归大学主体,回归教育本性”等许多独到见解。他认为中国家长关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的路径过于依赖令人深思,并时常用自己的例子表明对学校用人应不拘一格的期望。 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走出国门的学人,先生在中外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从1979年开始,他就先后应邀出访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基金”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凭借着深厚的学术修养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先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曾被美国田纳西州州长授予荣誉公民证书,先后被创价大学和关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在“走出去”的同时先生还注重“请进来”。数十年间邀请了大批海外学者来华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并与欧美及两岸三地的重点学术机构展开合作研究,对于推动华中师范大学的国际化、中国史学界的海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先生不仅关注历史,而且拷问史魂,关注现实,提倡“参与史学”,主张“历史学者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数十年来,他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有关社会活动,为武汉市首义广场与红楼、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珠海留学史博物馆的建设等建言献策。他还关注市井生态,曾为杜绝公开叫卖假发票而奔走呼号。 2014年,先生在耄耋之年辞去资深教授,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以期推动大学相关体制建设与改革。虽已荣休,仍然笔耕不缀,心系史学繁荣以及用史学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文明提升及至世界文明。2015年,11卷本约460万字的《章开沅文集》由华师出版社隆重推出,该文集全面汇集他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学术研究、教育管理、社会思考、文明对话等各个方面的成果,备受学界瞩目。 诚如赵凌云校长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所言:“作为学者,他治学为文,寻史求真,潜心研究辛亥革命史50余载,主编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专著;他远涉重洋,搜集史料,为‘南京大屠杀’提供铁证,让武汉成为辛亥革命史学研究的世界中心。作为校长,他扎根中国大地,开放办学,以创新思维推进教育改革,以超凡魄力致力国际学术交流,让桂子山成为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一方重镇。作为前辈,他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甘做后辈的‘铺路石’。他主动请辞‘资深教授’,成为中国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的第一人,真正体现出好老师、杰出历史学家和优秀教育家的追求与本色。”

  • 章开沅先生获奖感言

    摘要:章开沅先生获奖感言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承蒙颁发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出乎意料,既感觉荣幸,又觉得惭愧,主要是因为自己觉得学无大成,贡献很少。 吴玉章校长也是我非常尊重的校长,是我最尊敬的革命前辈之一。我们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学术专著,三卷本,120万字,就是为了响应吴老的号召,因为他1961年在武昌开会的时候,鼓励我们“要写大著作”,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另外我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来叫历史系),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我在“文革”前后,曾经多次被北京邀请,长期借调工作,“铁一号”,就是清史研究所所在的“铁一号”,就变成我的家。每到礼拜天我都要到戴逸(清史研究所所长)家里面去蹭饭,有啥吃啥,毫无客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共同从事一个工作,就是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年轻的、新兴的、不成型的学科,我们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我们共同推动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共同推动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研究等等。一直到最后,戴逸主持国家工程大清史的编写,我们又是在一起共同战斗,前后有将近70年了。这70年之间,我们共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同荣辱共命运,在晚年还在继续合作,所以我是多么想重新回到“铁一号”,回到我们那个最熟悉的环境,来跟老朋友聚会。但是因为手术刚刚做完,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能够寒冬远行,只能用视频来参与会议了,感到遗憾,抱歉。 我觉得这个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应该说这个荣誉是授予我们这一代同行学者的。因为好多好多大的工作都是集体做的。 我们这些20后、30后,生于战乱,长于战乱,没有机会如同老一辈学者师长他们那样关门读书,潜心治学。特别像我这样的,连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的,是革命浪潮把我们卷进了解放区,建国以后又被过早地推上了大学讲台。我们这一点学问都是边教边学、自我积累,自觉得底子很薄,因此从来不敢用人梯来要求自己,因为人梯是需要高度的,只愿为年轻人当铺路石子,让他们在学术生涯的道路上走得顺当一点,走得比我们更远一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能够真正做学问呢,完全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等于是第二次解放,是学术青春的空前的焕发。我们同其他各界人士一样,都共同的参与了并且见证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全部历程。 从我自己来讲,1979年以后,有幸较早地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广泛交流。我用两句小诗概括我的平生,“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我的中外师友,遍布世界各地。我所参与并且推动的辛亥革命、张謇研究、南京大屠杀、教会大学史、商会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都陆陆续续地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我们桂子山这个小小的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热络的平台。 最可喜的是学脉连绵,后继有人,一批又一批英才脱颖而出。他们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超越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的起点比我们更高,研究的条件比我们更为优越,应该而且必然会在他们中间出现若干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不要盲目地膜拜古人,更不要盲目地迷信和追随洋人,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是我终身抱持的信念。现在我仍然把它作为对后世的赠言。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章开沅先生录制的“吴玉章奖”获奖感言视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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